2014年中国富豪特别报告：15年胡润百富榜34位问题富豪

　　　　富豪特别报告：大部分在41岁出现贪污贿赂

2014年中国富豪特别报告

　　4月19日，胡润研究院第三次发布《中国富豪特别报告》。数据显示，在胡润百富榜发布的15年里，一共出现34位问题富豪，占比1.5%。其中，有20位富豪入狱，7位富豪已经出狱，7位富豪尚未宣判。贪污贿赂罪和侵犯财产罪是上榜富豪入狱的主要原因。

　　报告指出，已经被判刑的27位企业家(包括已出狱和未出狱)共有罪名65条，平均每人2.5条。其中，贪污贿赂罪和侵犯财产罪是上榜富豪入狱的主要原因，共有16位问题富豪因贪污受贿罪入狱，14位富豪因侵犯财产罪入狱，9位富豪因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入狱，9位富豪因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入狱，6位富豪因扰乱市场秩序罪入狱。

　　富豪榜显示，科龙原董事长顾雏军、原东星航空掌门人兰世立等已经出狱，而奥斯维集团原董事长梁耀辉、汉龙集团原董事长刘汉、实德集团原董事长徐明、华美国际原董事长张克强和金螳螂创始人朱兴良等富豪目前还未宣判。

富豪特别报告：大部分在41岁出现贪污贿赂

　　20位已经入狱富豪中，真功夫原董事长蔡达标、光明集团原董事长冯永明、绿大地原董事长何学葵、新富集团原总经理王福生等都是在去年被判入狱。

　　在胡润研究院的统计中，46岁是问题富豪被判刑时的平均年龄，而11年是问题富豪平均被判期限。报告显示，大部分问题富豪都是在41岁出问题，44岁被发现，46岁被判刑。

胡润百富榜的意义

　　“胡润百富榜”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兴奋点

　　2000年，时任《中国企业家》主编的牛文文对“胡润百富榜”除了担心“资料获取不准”外，他还指出了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中国人不喜欢露富也不喜欢富人，做企业的人本来就艰难，富豪排行榜对他们不是什么好事，对中国社会进步恐怕也没什么好处。” 2000年9月，当我们把计算出的任正非的财富数字及相关信息传真到华为公司后，却收到了华为发的一张律师函，我们才明白牛文文的这番话。华为的这张律师函促成了“胡润百富榜”在中国媒体上用中文发布的决心，我们不能保证榜单100%准确，但我们能保证做到独立和客观。

　　在2000年之前，榜单只面对西方媒体。西方媒体不关心某个人，而是关心整个中国经济的趋势。1999年11月，美国的一本杂志刊登了“中国50富豪榜”，那期的封面构思巧妙：一个人物脸的两边风格迥异，一边是中国旧时的毛氏穿戴，另一边是拿着大哥大戴着金表的形象。这让西方媒体感到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并不是一句空话。

　　2000年11月7日，《南方周末》发表了“胡润百富榜”在中国的第一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向所有靠勤劳和智慧合法致富的人致敬》的报道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在面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转型中，起点不规则和不公平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存在。所以我们尊重人们对富豪的普遍保留情绪。但是我们还想说，需要消除的是这两种不公平，而不是富豪。”《南方周末》的这篇报道，把问题引到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处，并在“中国富豪原罪说”的争论之初，奠定了理性讨论的基础。这意味着，在中国媒体上露面的“胡润百富榜”，所能引起的争论已经不限于技术层面上的财富数据。

　　自第一份榜单上榜富豪牟其中“出事”，原罪和政商博弈等问题就成了伴随“胡润百富榜”的一个话题。到了2002年，李经纬、杨斌及仰融的“出事”等都无形中增加了榜单的调研难度。榜单如期发布后，更受到了强烈的关注。2002年10月底，《三联生活周刊》刊登了这样一篇报道：“中国转轨时期的财富积累天生带有历史条件下的胎记，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这一年，富豪的落马让人把“胡润百富榜” 说成是“杀猪榜”，这也促使我们从榜单制作者开始逐渐转变为中国经济的思考者之一。1999年以来，我们记录并见证了民营企业家们做为一个群体的诞生和成长，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复杂的“原罪”

　　对于“杀猪榜”的称呼，胡润认为上榜和落马并不存在一种因果关系。他说：“该死掉的猪，不管上不上榜，都会死掉的。”再说了，“胡润百富榜是不是‘杀猪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好多猪没有长大就死了？或者说这些肥猪到底是吃了什么，到最后是如此脆弱不堪？”

　　关于落马富豪问题上，胡润强调自己更认同冯仑的“原罪说”，并非后来被多数人理解为“道德上、财务上最初的错误”，也不是郎咸平等人把原罪定义为是用不正当手段行贿牟取暴利，这种思维方式的错误在于“把现罪也加在了原罪头上”。冯仑坚持认为原罪是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造成的源发性疾病。胡润认为：“富豪落马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复杂、多层次的事件，把一切归因于个人道德不合适，但转到中国经济这一背景下又有些太形而上。”

　　胡润认为：“中国企业很不容易，刚来中国时，我觉得很奇怪，民营企业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竟不能在中国的银行开账户，融资困难造成早期部分民营企业偷税，企业家也容易走上政商勾结的道路。”这种“原罪”现在在胡润那里似乎已没有生存的土壤：“现在，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就比较多了，融资问题已相对容易解决，现在国内已有很多资金充裕的企业和个人在做融资的工作，政策上对此也有了突破。很多银行、国外的风险投资者也都在关注中国优秀的企业及企业家。”“企业家创业是很难的事。1999年，2000年，很多企业都投入海南房地产热中去，最后淹死于泡沫中，然后东山再起的。”

　　即便当年在制作榜单的过程中，胡润也否认自己对那些此后落马的富豪有所预感。“当时在调查的时候，也没什么预感，例如我曾工作的安达信，当时是全球排名第四的会计师事务所，现在也倒闭了，当时谁会知道？谁会想到金融危机使雷曼兄弟也倒闭了呢？即便经验再多，今年也无法推出明年要发生的事情。”

　　冯仑关于“原罪”的思考

　　“你要记住政府永远是发牌的，我们是接牌的。如果是个赌场，政府肯定是要赢的，所以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你手上那副牌打好。如果你说牌桌不合理，那么你就走人到国外去，越南成本低你就到越南去。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政府发的牌弄明白，最后把自己手里这副牌出好。任何一个地方的民营企业跟政府都是这个接牌和发牌的关系。”

　　“在解放生产力的过程当中，其中有犯点错什么的，大家把它叫做道德原罪，但实际上，你比如说体制原罪，小岗村，它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冲破这个体制，这是解决体制问题。民营企业和小岗村是一样的，如果它不犯点规怎么能够冲破这个体制原罪呢？”

　　“其实民营企业就是这样，您别看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些东西可能属于隐私或者我们说是羞处，但是它脱了，第一它是清清白白的，第二，它脱了是干干净净的。”

　　“总体来说，回顾改革开放30年，你不能把民营企业从道德上盖个黑戳，对自己的改革开放打破旧体制就盖个红戳，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应该是都盖个红戳就完了。”